探寻百位教育名家70 | 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者 王承绪

王承绪（1912-2013），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及“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部分的副主编，并合作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先后出版《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教育原理》等专著、编著、译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1993年被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　

王承绪先后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出版及主编《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等重要著作，对繁荣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发展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积极倡导和引介外国教育思想，翻译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学校》《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等诸多经典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宝库，对更新教育观念、推动教育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先生的“身正”首先体现在他深切的爱国情怀上。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形成了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发展本国教育事业的观念。在浙江大学学习时，他就发表多篇文章，介绍意大利、苏联、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教育经验。

1938年受庚款资助，王先生赴英国留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封锁，将国外最新出版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版物介绍到国内，王先生在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的支持下，毅然担任了《东方副刊》编辑委员会总干事和重量级撰稿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破格邀请王先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时，这时的王先生再一次做出了他的人生选择：为了践行教育报国的诺言，他听从祖国和母校的召唤，毅然决定不再在伦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放弃令人留恋的英伦生活，尽早回国服务，并在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工作之后，急切地登上了返回祖国的第一班船。

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秉持教育兴国的理念，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勤奋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教育研究事业。他紧扣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时代需要，亲自翻译或主持翻译出版了26部国外经典著作，为国人架起了通向国外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知识和智慧的桥梁。

王承绪说，要提倡师生静下心来读书搞研究，要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国家和社会，了解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治学不能离开实际，要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做学问才能摒弃名利，潜心读书、教书与研究。95岁之前，他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给研究生上课就是3小时。百岁华诞之后，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与来访者畅谈国家大事、教育学前沿。

王承绪熟诣中外教育经典，精通多国语言，对高等教育有着深入研究。他总能抓住高等教育理论的前沿，以其独特的国际视野，为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谋划策。特别令人钦佩的是，20世纪90年代，王承绪已过耄耋之年，但他仍把大量精力放在翻译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上。1998年，86岁的他还学习电脑，大约两个月就掌握了基本技术应用，此后他就在电脑上写文章了。

1999年开始，王承绪主持翻译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陆续出版，为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国外高等教育打开了重要的窗口，并成为高等教育界引用率最高的丛书之一。面对新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与机遇，他敏锐地看到了教育创新变革的新实践；2001年，他出版了《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学科和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等三部个人译著，主持翻译出版了《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等；2003年和2008年，他又出版了《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和《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两部译著，完善了创业型大学的案例与概念，为教育创新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国际经验与示范。2009年，他以98岁高龄主编了收官之作《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比较研究》。

王承绪不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更是爱生乐教，成为广大学子的良师益友。他一生学为人师，诲人不倦，甚至在九旬高龄仍身处教学第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对人才培养倾注了满腔热忱。他既强调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又注重学生的方法论训练，更鼓励学生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模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承绪培养出的学生已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骨干人才，并影响了几代教育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