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我部学子师范生素养，坚定教育初心，继续砥砺前行，我部开展“探寻百位教育名家”活动。在深入了解教育名家的过程中，把握时代教育发展命脉，完善自身教育理论体系。我部学子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教育名家，第60期由2019级教育技术学专业黄哲娴同学为我们介绍教育家——曹孚。
教育家资料卡
走进教育名家
1937年6月《大公报》曾连载《复旦优秀毕业生曹孚访问记》倍加称道。“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孚随校迁入四川北砬，不到两年，升为讲师，旋再升副教授。
在复旦任教将近十年时间，讲授过英文、中文、教育概论和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发表了《中国教育之前途》等论文，出版《生活艺术》《丰富的人生》和《法国失败史》（署曹元恺笔名）等著作。1947年3月，曹孚由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教授推荐，福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育研究院深造，两年半的时间内，先后获得教育硕士、博士学位，并以讲师身份在该院讲授两门课程。他的博士学问论文《杜威教育哲学中的个人与社会（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深得好评。以后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专讲美国教育史。
成就荟萃
曹孚非常关心中国教育现实。近代中国受了侵略和压迫，先设立了资本主义教育，名之为“新教育”。新教育急遽兴起，它强国家、育人才的作用被人们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社会与教育的生发过程颠倒，失败之因埋于开始之日。新教育没有达到人们对它最初的期望，“新教育失败”和“破产”的说法也就流行起来。既然它已经失败，那么就必须改造。曹孚由此作《中国教育改造问题》一文。曹孚认为，“教育是措基于经济、政治之上，而其设施内容，处处受制于经济的、政治的；即使对经济、政治有时能产生些反作用、逆影响，但这种作用与影响是十分有限制的。……人性是可以由环境决定的，但教育只是环境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其决定的力量不是绝对的。”
曹孚先生著作
他在理论思考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之中，尝试融合三种思潮，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此种在对象上是民众教育，在形式上是社会教育，在内容上是生活教育的教育，才是中国教育的真正出路。若不把握这对象民众化，方式社会化，内容生活化的三原则，一切教育的改造必然是徒劳无功。”他之所以如此主张，并非是走折中路线，而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了解。
曹孚似乎是一个社会本位论者，实际他并不认为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是截然二分，甚至是对立的。他更主张：“在教育目的上采取民族本位，仍无碍于教育方法上采用儿童本位。”
“首先是整理中国的教育学遗产，吸收其中的精华，以丰富教育学的内容。其次是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新教育的经验，尤其是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验。”总结中国新教育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教育经验中创造性的部分，对于教育学的中国化也将有好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阶级性。这可以说是教育学界对教育的本质特征的常识化认识。
教育传统往往是历代教育思想家不断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结果。那么如何评价那些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教育思想家呢？曹孚重点提出了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人物评价问题。当时的教育史研究中套用阶级斗争理论评价教育史上的人物，以政治立场决定哲学观点，以哲学观点决定教育思想。将教育史上的人物划分为唯心和唯物两大阵营，冠之以“进步”与“反动”的标签。曹孚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以杜威为例，“杜威的世界观与他的教育目的论有着有机联系；他的教学理论是他的哲学上的认识论的直接演绎。”
曹孚先生著作
1956 年，曹孚负责起草《关于 1956-1967 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中“前言”和“教育学”部分，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构想：“新中国的教育学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的普遍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
曹孚长于梳理历史演变，故显得厚重。他善于引用古今哲人，故显得雄辩。他具有开阔的学术眼界、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积累、强烈的现实关怀。曹孚是共和国建立以后身遇其流的教育学者，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和持续不断的学术努力做出了超越时代的思考并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深入挖掘他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教育学史的理解。
他即使是探讨教育问题的通俗文章，也能兼顾个人、社会本位，从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视角，全方位、多层面反复陈说，富有理论魅力。“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一方面充分吸收历史遗产，使他具备厚重的学术积蕴，一方面与世界潮流接轨，使他始终处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其的文章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学识，使他能够不断地、深入地研究教育的理论和历史，并善于沟通论史；从事教学，进行科研，深得下，浅的出，很受教育理论界称誉。
——2019级 教育技术学 黄哲娴